曹操在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三国志》中主要张扬其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开启了尊曹贬刘的先河。而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塑造成了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人物,并对后世以及民间形象中的曹操产生了绝大的影响。这其中不同的历史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由于《三国志》是正史,其书写也更加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而《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文学性,可读性更强,其民间受众群体更为广泛。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陈寿生活的年代距离曹操生活的年代更接近,很多的历史真实尚未抹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说阐述的历史事实抛却政治因素而言可信度更高。然而《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更多的地方是在强调小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表达的更多的是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三国志》书写的是曹操的历史形象,而《三国演义》则表现的是曹操的文学形象。从今天大众对曹操的形象认知来看,文学性形象的对普通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1.1《三国志》中的曹操
陈寿笔下《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具有济世之才。并为桥玄和何颙所赏识。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里“机警,有权术”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都是用来表现其奇特才能的。中平六年,董卓占据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不同意同董卓合作,“乃变异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变异姓名,间行东归”,正是曹操好谋,机警聪明的表现。(能不能换个材料如经略青州等 表现曹操的好的地方就可以 不一定需要表现他的机警聪明,有孝行)。
曹操的机警和魄力在他政治能力军事才能上都有体现。如兴平三年,曹操同刘表张绣战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曹操)军前后受敌。公乃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加攻,大破之。”这里的曹操不仅有着不仅有着卓越出众的军事才华,又具有孝行。“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任兖州牧时,别驾毕谌母弟妻子被张邈劫掳,曹操即“遣毕谌,众为谌惧”,曹操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其次,《三国志》中的曹操的政治才能已为史家所肯定。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上的重大成功,是他高明的政治谋略的很好例证。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自至洛阳朝见献帝,并挟持献帝迁都许昌。自此,曹操取得了他人无法比拟的的政治优势和资本,汉献帝成为他蒸发伐的旗帜与筹码。诸葛亮曾评价曹操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谋略给予肯定。”
1.2《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三国演义》则毫不避讳书纪曹操缺点,甚至把曹操塑造成了狡猾奸诈、自私残酷的反面形象。如《三国志》中乔玄、何颙对曹操的评语,在《三国演义》中被改写为:“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还有许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以“能臣”“奸雄”并举,褒贬兼有,这是对曹操能力的肯定,对人性的否定。《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的基础上,参考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而写成,它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人物颇多。诸葛亮卓越千古,曹操则遗臭万年,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小说第一集中就有所披露“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少时的曹操奸诈在此已无可争议。长大后的曹操的奸诈则更加是变本加厉。
自私残忍,是《三国演义》曹操的另一特点。曹操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作为人生哲学,其自私的本质已毋庸置疑。曹操在这样的人生信条指导下,表现出的是极端的奸诈。同样一个吕伯奢事件在三国志中也有记述,但是与三国演义却颇有出入,其中三国演义中描写到这一段时曹操似乎是理直气壮的说了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三国志则这样描写操悲怆泪下言到“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这句话按正常的理解应该是曹操因为自己错杀了好人而很伤心,但事已至此,已无可挽回,只能这样自己安慰自己。这其中的微妙不可小觑,虽然只差在天下一词,但是罗贯中为了表述自己为曹操设定的文学人格则将天下人拉了进来,如果说曹操为了自保,误杀了吕伯奢一家那么观众一般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把天下人也拉进来的话,那就又不一样的效果了,无形间激起群愤,就是这天下一词的巧妙之处,曹操本是就事论事,但是三国演义却将这一句话扩大了影响范围,制造了一个更加不一样的曹操形象。[2]可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已经被定位为自私、奸诈、残酷、的位置上,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另外,从作者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对曹操的态度看,《三国志》是尊曹,《三国演义》是贬曹。这是因为陈寿是晋代朝臣,而晋承魏而得天下,而《三国演义》贬低曹操的根源,可能就要从曹操的文艺形象说起了。正是这样的文学形象制造了积重难返的民间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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