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12-05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发生学方法，由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也就能够说成发生学的批判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学方法，或者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
《资本论》写什么？《资本论》内容博大精深，体例完备。其阐说社会历史经济的内在逻辑。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也。例如，第一卷逻辑可概括为“历史发生学”，第二卷逻辑可概括为“系统发生学”，第三卷逻辑可概括为“现象发生学”，第四卷逻辑可概括为“认识发生学”。
参考资料：
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_百度百科
每一科学都有使自身成立的特殊逻辑。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特殊之处在于使历史化为逻辑。
实践文本是《资本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全部特点表现得最清楚和最纯粹的地方，正好是在《资本论》……正因为这样列宁才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逻辑’首先应当注意《资本论》。”按照列宁所说，《资本论》———广义上的《资本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的“逻辑”，“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种逻辑和方法论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源出马克思所发动的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批判。犹如卢卡奇所言：“在这里就令人惊奇地形成了马克思后来许多表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就个别来说，而且就整体来说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开端。”马克思之后，发生学研究一直以相对独立的“科学身份”与《资本论》保持联系。列宁和卢卡奇从唯物史观、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结合角度重新发掘了这种逻辑，使之达成大写字母意义的历史发生学。这一研究的最初显露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声称：把起草好了的总的导言强制压下了！他解释说：“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个别上升到一般”，指发生学的逻辑形成；马克思所指的“一般”，同时指将要表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蓝图。在那期间，马克思“发狂似地”研究，提炼政治经济学原理：“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使自己彻底“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此得以写成：展开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集中批判和公开揭露。[15]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形成统一。立足于此，马克思体认到：古典经济学实践产生了从实在和具体中形成抽象概念的要求，但庸俗拓展使之虚假化、颠倒化，一般认识关系（由个别、特殊到一般）被装裱成合乎自然的逻辑（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人为制造了一劳永逸的永恒秩序。这种纯粹抽象规定之间的关系曲解了认识本身。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实践则虚幻而颠倒，由于将思维掌握对象世界的关系（由一般到特殊、个别）谋划为合乎辩证法的概念生成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导致将精神活动产物的纯逻辑虚假为历史生成运动本身。这是双重颠倒：既将认识论颠倒为逻辑本身，又将概念辩证法颠倒为历史本身。对双重颠倒的批判不是重回颠倒，——无论作为颠倒的综合亦或颠倒的颠倒，而是重塑历史内在过程的逻辑学。[15]
马克思在这一反思性建构中提炼的科学抽象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并且“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到对于这一著作的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它催生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实践统一。
首次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并系统运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文本结构。这是发生学作为大写逻辑的真正诞生之地。与黑格尔思维发生学（逻辑和辩证法的绝对统一）相反，马克思将历史运动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由此阐明了有关于历史发生学的科学逻辑发现。从这一角度看，逻辑只能是以对象化（历史）为基础的概念的外化活动。因为范畴顺序和关系“既不构成一种纯逻辑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纯历史的事实来排列的”，并且“只有当一方面人类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发生学逻辑——从历史的发生、运动变化、消灭中研究事物——使二重性和辩证法成为社会历史的纽结，成为实践性认识的中心构造。犹如伊林柯夫指出：“证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能依据材料的进程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顺序的。这种方法所反映的是客观上正确的，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理论家的意识里凝固下来时所形成的那种顺序，而不是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而唤起理论家注意并进入科学视野所形成的那种顺序……所以，在科学发展上的表面上（即在理论家本身的意识里），这种规律是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这种规律可能很长时间完全不为理论家所认识，可能出现在使这种规律无法被认清的形式上。”[15]
在方法论构造上，唯物主义的发生学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之处在于：将历史运动所呈现的材料的思维加工，当作特殊的由逻辑构造导致认识构造的一种“科学实验”。由此，结构的建构是由历史过程内生的，既不是认识的过程内生，也不是认识的预设。其不同于一般发生学——实质是起源学——方法之处在于：将关注点置于内在过程，寻求历史方法和发生逻辑的分析结合，而避免落入任何的经验主义乃至实证主义。由于坚持将历史同时作为逻辑对待：“马克思宁愿用所谓逻辑的批判方式，并相应地对现实采用逻辑的考察方式”；同样，由于坚持了历史规定的优先性：马克思采用一种“具体历史主义”研究进路，“它不谈论历史一般，而每次都是谈论具体对象的具体历史。”“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一方面具体的实在的运动是历史，抽象的概念的运动是逻辑，一方面抽象的概念（运动）同时代表具体的实在（运动），这样就代表了不断变易的历史运动的根据；二重规定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和社会关系上的概念，透露出“本质对现象关系问题”。说到底，“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具体同抽象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不仅不会由于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整串中介环节而消失，而且被证实是经济现实本身不可缺少的矛盾。”
因此，问题不是肯定历史本身如何是逻辑，问题是历史如何化为逻辑。这一实践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开始，必然贯穿全书。基于这一意涵，《资本论》第一卷是完整独立的著作，就地位和性质而言，本身则构成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的基础原理。[15]
逻辑
历史是《资本论》逻辑分析的总存在，是和具体存在相互构成的“特殊存在”。在存在中，历史是“存在的历史”，从而完成历史的生活化。历史发生学( 第1 卷) “化为”系统发生学( 第2 卷) 、现象发生学( 第3 卷) ，不过就意味着历史和存在的结合的进一步总说，历史( 存在) 本身“化为”阶级的存在，乃至“化为”阶级的社会构成，即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构成，演变为资本结构( 亦即“系统”) 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一步步地生长过程，——并且伴随着这一过程即资本实体“化为”资本结构，必然同时生长出资本主义的整体生活现象——它的“真相”以及直接与之对立生长的一切“假象”( 资产阶级认识论假象及其分配假象) 。
这样，在补入“流通”( 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 的情况下，“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最终以有机统一体的形态显现出来，达成了对资本本质的共构分析。所谓系统发生学，就是基于特殊社会系统( 阶级系统) 生成论的构造。[16]
归根结底，第二卷是在第一卷奠定的历史结构——历史阶级的生长所形成的过程史——中解密阶级结构，形成阶级结构的社会分析。这是继第一卷诉说资本如何历史发生又如何历史存在，进而揭明它的结构性质——生成运动的条件及其状况，深入解剖阶级实践的结构机理——作为实存关系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分配中的“现象形态”，即资本形态以及相应的经济利润形态的社会裂变。从而导致《资本论》1 ～2 卷采取了特别的文本分工体式：在结构上，第一卷侧重资本生产，即资本一般本身; 第2 卷侧重资本流通，是资本生产的“影子逻辑”。“在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但“《资本论》第二卷在形式上不是第一卷的继续。《资本论》第一卷的终点——‘资本的积累过程’，不是第二卷的研究起点。在形式上第二卷同第一卷的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直接相连，后者开始分析资本的循环，但是这种分析的线在生产阶段就断了……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循环。”从具体逻辑的对应看：“《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是第一卷第四章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在流通中产生的研究是从另外的角度继续进行的。”所以卢森贝认为: “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生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研究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在第二卷中则研究它的另一个方面。但是应该特别着重指出，对这各个方面不应该孤立地、而应该把它们经常联系起来并互为条件地加以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结构和第二卷的整个结构不同……资本是一种阶级关系，资本是一种不能分割的运动……第一卷研究的任务，是阐明隐藏在这种运动后面的阶级关系。第二卷研究的任务，是阐明那种运动的特点，即表现出阶级关系的资本运动的特点。”[17]
1863 ～ 1865 年，马克思打算将一、二卷合为一卷，即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在一版序中，马克思又打算将二、三卷合为一卷，即作为“《资本论》第二卷”，但最终放弃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结构形式上单列，凸显了对资本运动条件进行独立阐述的必要性: 作为历史( 规定) 赋予的存在的社会规定性，阶级的社会构成具象化为资本运动条件的具体生成。这样就将“1857 ～ 1858 年手稿”中两卷的逻辑合一( 即关于资本一般的阐述) 彻底分开了。导致一种错觉：“马克思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采取了矛盾的态度……把这一现存社会理解为历史的结果，从而理解为历史创造的结果……结果被理解为同它的起源不可分割的结果，甚至应该把它理解为‘结果的生成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同时还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被思考为历史结果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一结果的起源理论来理解这个社会，而只能通过‘机体’理论即社会现实结构理论来理解这个社会。这种矛盾的、马克思却断然肯定的态度，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绝对条件，说明了两个不同的、处在对立统一中的问题。第一个需要提出和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阐明历史借以把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结果生产出来的机制。第二个需要提出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则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就是要理解这种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形式而不是任何一种存在形式。这第二个问题恰恰是《资本论》的理论对象……在这一理论中，社会被理解为‘机体’，不是任何一种机体，而是作为社会起作用的机体。”[17]
不可否认，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过程中，马克思确实运用了一种特别的“马克思重构”： 按其学科性质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析方法，对魁奈《经济表》进行了彻底地改造。通过将存在融入历史，它表明了： “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这种“结合”分析过程奠定了一种科学: 关于历史存在的“特殊”科学。由于历史规定性被赋给存在，特殊内容相应就赋给科学，使之成为特殊历史( 存在) 的逻辑形式。这样，资本历史实体被进一步“社会展开”，但不是按照“逻辑”进路。就本性而言，其仍然是历史生长本身的“重说一遍”。科学本身成长为历史( 存在) 的形式，定格为特殊的逻辑( 认识) 科学。这种“特殊”科学是阶级科学。它构成《资本论》2 ～ 3 卷整体逻辑的认识论基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