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野史演义里，那些或“征战杀伐”或“算无遗策”的“三国历史”来，下面这些记录于煌煌史料，看似“不起眼”的三国时代经济文化甚至中外交流的“冷知识”，却都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
一：孙权见过罗马人
虽说东汉年间时，中国就与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史料里的“大秦”）实现了遣使往来，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度惨遭隔绝，曾火热的对外交往也消停下来。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却瞧了一出“西洋景”：一个汉语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东吴治下的交趾郡，然后又被当地地方官送到了建业（南京），得到了孙权的热情接待，除了热情交谈，还赠送了不少厚礼。
堂堂的“吴侯”，几年后的“吴大帝”，怎么对一个普通的“洋商”这么看重？难道只为了瞧新鲜？这其中，却藏着当时的孙权，乃至东吴政权，一个坚定的发展战略：拓展海洋。
比起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来，东吴的人口经济，都是绝对劣势。特别是治下的东南大地，当时还是荒蛮一片。但东吴的造船业，却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东吴的海船，当时可以做到“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载六七百人”。堪称东亚海域里的巨无霸。
凭着这强大技术，孙权也大胆出手，多次拓展海洋航线。除了曾远航辽东联络公孙家族，差点打了曹魏“闷棍”外，东吴的船队还一路向西，以朱应、康泰为使节造访东南亚各国，十年间访问“百数十国”。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奉贡”。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也带来超越历史的意义：汉代时以徐闻港为主要港口的贸易航线，被东吴时代连通内地水域的广州港取代，中国的海上丝绸路线，也从此拓展得更远，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可以一路经行泰国马来等地，直达到红海海域。东吴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三国时代时，波斯天竺等国的商船，就已造访东吴的港口。
这条以广州港为起点的“通海夷道”，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更迭，却持续通航世界，为接下来的历代王朝，实实在在赚了上千年的钱。更见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开拓海洋的进取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该忘的精髓。
二：曹魏强国靠“挖沟”
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历经战乱的北方十室九空，开局景象“穷得剩破碗”。但待到魏蜀吴三足鼎立时，曹魏王朝的经济水平，对比蜀吴却是压倒性优势。为何会如此强大？一个低调的强国大招，就是“成于漕运”，也就是靠“挖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在整个三国时代里，从曹操“挟天子”到曹魏立国的岁月，其北方的水利工程量，账面数字就无比震撼：其见诸于史料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有二十八项之多。既有对“芍坡”“成国渠”“天井堰”等原有水利工程的维护整修，更有“引黄通洛”“利漕渠”等新型水利工程。整个曹魏时代，论对水利的建设，堪称不惜血本。
这其中的许多工程，更改变了北方的经济交通版图，典型“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魏公”的曹操，引漳水与安阳河白沟相通，是为“利漕渠”。
这条史料里着墨不多的河道，却叫他的都城邺都，瞬间地位扶摇直上——从邺都经“利漕渠”出发，向南经黄河可直达江淮，向北经新河可直达辽东。一条“水渠”，就把原本“割裂”的北方水系，顺利连接起来，曹魏对北方大地的掌控，也更得心应手。比如多年后“司马懿平辽东”时，为何能顺利狂飙突进？这条转运畅通的“水渠”，就是幕后英雄。
单看这条水渠，就知当年曹操，治国何等煞费苦心。
而拥有这条“水渠”的邺都，也就成了接下来的数百年里，中国北方公认的“黄金枢纽”。为何后赵冉魏北齐北周等政权，都会与邺都有莫大的关联？一条“利漕渠”，亦是背后助力；也印证着“水利强国”的硬道理。
三：诸葛亮的“财富通道”
“诸葛亮治蜀汉”时代，“平南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七擒七纵”的故事更在野史里长期流传。那为何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诸葛亮，要坚持以稳打稳扎的方式彻底平定南方动乱？这不止关乎着蜀汉的安全，更关乎着一条“财富通道”的稳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两汉王朝留给蜀汉政权的“重要遗产”。西汉“张骞通西域”时，身在中亚的张骞，就惊讶的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特产的蜀布。经询问得知，这是印度和中亚的商贩，经“蜀身毒道”贩来。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亚历山大城发掘时，从遗址里发掘出大量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织品。以相关学者推算，这同样是经“蜀身毒道”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