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与「记」
壹、
1「志」有记载、纪录之义，以「志」为名的作品殆可归于「记」。
2 以「记」名篇的作品魏晋以前少見，唐、宋渐多，「以論为记」，韩愈、柳宗元已开其端，在议論风发的宋代更是常見现象。
3古代称「记」的文章很多，也有一些称「志」的，如归有光(项脊轩志)。记的文章内容、手法丰富而多样。内容有记人、记事、记物、记风景等类。写作手法上，有的偏重叙述、描写，有的偏重议论、抒情，灵活多样。杂记文常常因为不同的内容和写作手法而与其他文体发生某些交叉关系，根据所写的内容，杂记文大致可分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
4「记」通常用以记「事」或「物」，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志」则大多用以记录人物事迹，如墓志、人物志等。归有光自己对「志」、「记」的用法，也有严格的区分。例如在他的文集之中有〈野鹤轩壁记〉、〈沧浪亭记〉等，都用以记「事」；而如〈寒花葬志等〉，则以「志」为篇名，以记录人物事迹为主。〈项脊轩志〉名为记「物」，但内容以记「人物事迹」为主，故以「志」为名，不过四库备要题为项脊轩记。
贰、
「志」有记载、纪录之义，以「志」为名的作品殆可归于「记」。
历代有关于「记」体的讨论文献约有以下数端
劉勰《文心雕龍‧书记》：
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
劉勰可說把所有难以归属的文章都置于「书记」一類，并未特别对「记」有所說明，可能因为「记」之文章在劉勰当时并未明显形成一類作品，后人虽将「书」另立一類，但「记」類文章之内容仍然包容广大。
南宋叶适：
「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說》：
窃尝考之：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論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爐步，则议論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論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論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
吴纳认为后之作者以为记体文章成立于韩柳的记錄文和游记文，是纯粹的记錄、叙事，不參杂议論于文中。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說》对杂记则言：
按《金石例》云：「记者，记事之文也。」……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論杂之。顾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論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論，而欧、苏以下，议論浸多，则记体之变，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徐师曾认为只有记日月、工费之類才是记事文的正体，而载入议論就是变体。其实，所谓变体，正是唐宋以后叙事文的一大特点。问题不在有没有议論，主要看议論是否适当，是否与记叙聯系紧密。
姚鼐《古文辞類纂》在〈序目〉之「右碑志類下编」言：
杂记類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異，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類也。
姚鼐认为杂记亦是碑文一類，是扩大了碑文的定义范围。
综上所言，「记」体散文虽然起源很早，但真正以「记」名篇的，魏晋以前倒还少見；若是以议論为主的，当是属于变体记文。「以論为记」，韩愈、柳宗元已开其端，在议論风发的宋代更是常見现象。
我国古代称「记」的文章很多，也有一些称「志」的，如归有光(项脊轩志)。记的文章内容、手法丰富而多样。内容有记人、记事、记物、记风景等类。写作手法上，有的偏重叙述、描写，有的偏重议论、抒情，灵活多样。杂记文常常因为不同的内容和写作手法而与其他文体发生某些交叉关系，根据所写的内容，杂记文大致可分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
一、台阁名胜记
古时修造亭台楼阁，往往撰文记叙建筑、修葺的过程和历史沿革。登临观赏名胜古迹时，也常常撰文记叙这些建筑物的历史风貌，抒发伤古悼今的感慨。台阁名胜记在记事之外，偏重发挥议论，抒发感慨，行文自由。唐宋古文家写过不少优秀的台阁胜记，例如，柳宗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喜雨亭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等。可见台阁名胜记并不是闲适的应景文章，不少名篇都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较大的社会意义。
二、山水游记
游记也是散文的一种。它往往用轻快的笔调和生动的描写，记叙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公私风貌、风士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等。我国文学中的游记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严格地说，这些作品还能算是纯粹的游记，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描写富春江的自然景色，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缺乏细致地描写。具有个性特征自然景物的山水游记是从唐朝开始的。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将山水游记的散文体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写的每篇游记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从此以后，游记文学在文学史上便具有特殊的地位。到了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则借助山水来抒发议论，阐明哲理；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则把叙事、写景、抒情三者熔为一炉；陆游用日记的形式写了（入蜀记）；明代抒写山水小品的作家很多，如袁宏道、钟惺、张岱等等，流派不同，风格各异。末期还出现游记专著，如（徐霞客游记），不仅提供了广博的水文、地理方面的科学知识，而且文笔清新流利、绚丽多彩；清代的游记散文虽不及明代，亦有一些佳作，例如方苞的（游雁荡山）、姚鼐的(登泰山记)等等。
三、书画杂物记
古代有一种专为记述书画和器物、而题写的小文，一般是记述该书画的内容，物件的形状，以及其形制或艺术特点，得之或失之的情况等。这类记文的写法，有的偏重于如实的记物，记有关得失情况；有的因记书画而怀人，因记物件而发议论、生感慨。这类小文除以「记」名篇外，有时也署「序某」或「某序」，如柳宗元的（序饮）、（序棋），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等，它们与序跋文之「序」不同体，从性质上看，乃属记文类。另外，有的画记称「书某画后」，如苏轼的（书蒲永升画后）；还有一些「记」的文章从某些事物加以议论发挥的，如司马光(谏院题名记)，是作者为谏院题名刻石写的「题记」，文章以质朴的语言，精炼的词句，阐明谏官的重责大任和身为谏官的应有品德。曾巩(墨池记)是篇借事立议的短文，文章由墨池遗迹说到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尽心学书，再由书法、谈到治学与修养道德的方法与态度。
四、人物杂记
人物杂记是以记人叙事为主要内容。多数以「记」名篇，也有一部分以「志」名篇。这里的「志」与「记」同义。如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歌颂东汉隐士严光的高风亮节;宋钱公辅的(义田记)，表彰范仲淹置义田，赈济老弱贫残的义行;欧阳修的(相州画锦堂记)，称扬韩琦的谦逊与功业;清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悼念史可法的忠烈精神；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则通过对他家一间百年老屋兴废情况的描写，记述他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并围绕着几件家庭琐事，表达他对家人的怀念。
「记」通常用以记「事」或「物」，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志」则大多用以记录人物事迹，如墓志、人物志等。归有光自己对「志」、「记」的用法，也有严格的区分。例如在他的文集之中有野鹤轩壁记、沧浪亭记等，都用以记「事」；而如寒花葬志等，则以「志」为篇名，以记录人物事迹为主。项脊轩志名为记「物」，但内容以记「人物事迹」为主，故以「志」为名，不过四库备要题为项脊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