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正在经历“几千年不遇的巨变”，那么上海无疑是这场剧变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与内地的海关差异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罗志天引用内陆省份陕西人刘大鹏的话说，“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外国的世界”，而这个“外国的世界”首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从此，它的命运变得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的交汇点，也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地方。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并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塑了它的城市面貌。
当一位同道中人朋友请新上海的叙述者鲁“来上海一游”时，鲁回信说：“上海的时髦世界，像我哥哥的古道，未必适合”。在鲁看来，“不求荣、不闻达”的中国传统文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不其然，他的好朋友在上海旅游后“怒不可遏”，不得不逃回老家。文明小史年老航杰，一个在香港创业的中国律师，申请到安徽做官，却不得不在上海待几天，因为“在中国，只有上海，经过洋人的熏陶，才有一些文明的气息；以前，一旦进入大陆，却生活在野蛮之中，这个美好的世界就没有了。”据清朝孙宝轩说，上海周边内陆城市与上海的大气之差差不多达到了50年，而大陆北部与上海的大气之差却持续了百年。
李欧梵在他的作品中用“现代性”来标记上海的独特性。“上海现代性”是相当丰富的方面。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写字楼、餐馆、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厅、豪华公寓和赛马场等。“它们不仅是地理符号，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体验”成为这座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意味深长的是，为这些精彩的都市文本提供最基本物质支撑的——现代印刷、现代出版和传媒产业，也是西方文明给予的。
唐振昌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物质形态的接受时，得出了以下规律：“起初，你是惊讶的；之后，你就不一样了；之后，你是羡慕；之后，你是有效的。”上海的都市文学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迁，从清末民初小说中“西洋景”的“震撼”体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用欣赏和羡慕的眼光展现上海的现代面貌；20世纪40年代，成熟的上海作家有意识地将西方元素作为他们小说中建构城市性格的素材之一。这些文本，尤其是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精彩的“上海传奇”。
租界：面对“西洋景”的屈辱与敬仰
清末民初，如果你是外地游客，第一次来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一定包括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合适的话，看水龙会
晚清上海小说对租界的描写错综复杂。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的耻辱；另一方面，晚清许多学者对西方人管理租界、维护城市秩序的能力表示由衷的钦佩。官场笑话当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抱怨，他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仍然分不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中国的边界时，他的朋友告诉他：瞎眼的乞丐都清楚地知道“哪里一只脚高，哪里一只脚低，那里永远是中国的边界；平坦的道路永远是外国的租界。”鲁认为这反映了中西方的不同特点。他在人海潮和人海潮多次宣称，外国人眼光长远，经常修路，因为“省钱，路平坦，行人方便”，而中国人只
就连刚从大陆过来的好朋友梅波，看到上海的美景也不禁“心旷神怡”。但问题马上来了：河边有几把公共椅子。梅布尔想坐看江景，上海的朋友告诉他：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设的，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中国人不能坐。而且，“上海所有市民游荡的地方，都像是公园、花园。即使是外企的门，中国人也不能从前门进出，只能从后门进出。”在这里，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的通俗小说中表露无遗：它是进步的、文明的，但它不适合中国人。在中国是“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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