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1-12
。“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晚清统治集团不能不正视现实、痛定思痛，寻求新对策。洋务派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对外和谈的恭亲王奕欣、文祥及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的主张开始受到清廷的重视和支持。当然反对和不理解变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坚力量则为顽固派。这是晚清统治集团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出现的分野。清廷在当时比较坚定地支持了洋务派的主张，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构成这些条件的主要因素是：
对外，不惜以最大代价尽快结束战争，换取暂时的和平。面对残暴的侵略者，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无力抗衡，不得不屈从于列强的无理要求，不惜出卖大量权益进行妥协，迅速签定《北京条约》，结束战争状态。中外《北京条约》的签定，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同时也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外关系的暂时缓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对华策略，由“打”变“拉”，有的馈赠洋枪洋炮；有的愿派教官帮助训练清军；有的甚至要主动出师帮助清廷剿杀太平军，企图用各种手段扶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以使刚刚签定的条约尽快兑现。清王朝则批准由奕欣代表总理衙门提出的：“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方针，力图“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2〕。 利用暂时和缓的国际环境加强抵御外侮的力量。
对内，全力争取政治局势的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镇压太平军和各地人民起义。为此，曾打破惯例，给予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更大权力，企图尽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换取晚清政权的稳固和长久。二是，尽可能维护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维系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和加强国家机器。这两者相辅相成， 目的在于形成在晚清朝廷控制下的稳定的政治局面。 1861年在清廷内部爆发的“辛酉政变”则为实现这种局面提供了条件。
1861年夏，咸丰帝死去。他去世前，已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实行上述转移。不过，随着他身体的衰朽，统治集团内部觊觎最高权力的各派政治势力已开始暗中展开较量。咸丰皇帝去世后，五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意味着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各派政治势力立即展开一场无情厮杀，最终被慈禧、奕欣集团攫取了最高权力。奕欣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天潢贵胄，位极人臣。他在北京主持与侵略者谈判过程中，开始萌发借西法以自强的思想，并积极上奏请求实行。慈禧上台之初，既无从政经验，更无军政实力，对奕欣备加宠信，封为议政王；对他的建议则言听计从。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与其说是两宫同治，不如说是慈禧与奕欣同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向奕欣倾斜。他们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对政敌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机构的官员则尽可能予以抚慰和利用；特别是对手握重兵活跃在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汉族官员则予以更大的权力，千方百计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加速对太平军的围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恭亲王奕欣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视与信任。他们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于1864年陷南京，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稳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利用“借师助剿”，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开始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他们认为，“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於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3〕。他们纷纷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以“自强”， 并开始在地方设局仿制。
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见臣下时表示：不忘此仇，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4〕。 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他强调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即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5〕。 奕欣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这种大体一致的认识和举措，显然为洋务运动的顺利兴起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政治条件。洋务派遂得以冲破阻力，承担了他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的责任，扮演了并不熟悉的角色，倡导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二
洋务运动处于既要师夷、又要御侮；既要维护封建统治、又要在诸多方面冲击和破坏旧秩序的矛盾中。为在这种矛盾中生存和发展，它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强有力的领导和适宜的政策。这是洋务运动得以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是关系其成败利钝的首要前提。晚清政局首先是在以上诸方面对洋务运动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应，使之得到相应的发展。
洋务运动初期，正值“辛酉政变”之后，统治集团空前团结，上下认识大体一致，得以冲破阻力，在机构、政策和经费诸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表现了空前的魄力。
洋务运动前，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及其长期执行的制度、政策，都是自然经济的产物，都是维护和服务于自然经济基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与引进大机器生产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培养新式人才格格不入，显得日见落后与无能，不可能担负起指导洋务运动的职能。新的生产力要求与之大体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晚清统治集团虽然并不明白这种道理，但却从自身需要出发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机构和政策调整。
在机构方面，首要的是设立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成立于1861年，是总管外交、外贸和一切与外人打交道的临时机构。它仿照军机处的建置，以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及户部侍郎宝鋆等主持其事。奕欣等人同时兼任军机大臣，主持枢务，遂使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形成两个机构一个实体的局面，从而提高了总理衙门的地位。由于兴办工业要引进机器设备、聘任外国技术人员乃至在诸多方面与外国打交道，总理衙门遂责无旁贷成为早期筹划、指导洋务运动的中心。此外，清廷还逐渐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遇事与总理衙门咨商；放手让沿江沿海将军、督抚讲求洋务，从而使清廷上下有了虽非专门但却有一定规模和权势的机构推进洋务运动。
在政策方面，为适应创办和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清廷在沿用旧式官办手工业办法的基础上，逐步摸索改进，形成了一套容纳大机器生产的作法。主要是：一、所有军事工业一律官办。即由封建政府出资兴办，委任官员管理。这既沿用了已往官办手工业的办法，又允许引进、仿制和使用新式机器设备，使之服从于加强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军事、政治的需要。二、所有产品不是商品。不过在政府调拨过程中，有时为了弥补军事企业经费，相互之间要计值补偿。三、为解决人才匮乏，除积极搜寻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允许以高薪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聘用办法，一般采用合同制，严格规定聘用时间、任务和奖惩条件，使企业不致大权旁落又使被聘洋人得到合理约束。四、允许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允许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显然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外另辟一条培养为机器工业所急需的新式人才的道路。以上诸项举措，为军事工业的创办、西学的引进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并为此后发展民用工业所汲取。
由于政局稳定、上下一致、机构得力、政策适宜，使沪、闽、宁、津四大军事骨干企业和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得以迅速开办，并能够顶住顽固派的种种责难与反对，包括击溃同治五年（1866年）间顽固派掀起的反对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狂澜，洋务运动呈现出少有的生气。
然而，封建统治集团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所谓团结和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慈禧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心追求的是建立个人独裁。她绝不允许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长期听人摆布，一旦稍有实力和经验便开始排斥奕欣。同治四年（1865年），她借蔡寿祺弹劾奕欣之机小试其锋，虽未遂其愿，但削掉了奕欣的“议政王”称号。此事使奕欣及各地与之声息相通的洋务派官员受到重大触动，使之上疏建言益发小心谨慎，不能不影响洋务运动的进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宋晋等人认为福州船政局造船糜费、无效上疏发难，企图终止刚刚发展起来的船舶制造业。这次反对派的声势和规模虽然远不如第一次同文馆之争，但奕欣等洋务派还是谨慎从事，利用征求沿海沿江官员意见的方式展开反击，有的则乘机提出将船舶制造与兴办轮船运输业相结合的主张。奕欣遂代表总理衙门在总结这次辩论的奏疏中予以支持，使之得到清廷肯定。这一番努力，遂使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得以创办。此后，洋务运动遂进入军事与民用工业并举，“自强”与“求富”并行的阶段。
创办民用工业面临的困难远比军事工业为重，清廷对它的重视却远不如军事工业，致使一直没有专门指导民用工业的机构而只能由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兼管。不过，在各地洋务派的努力下，还是为冲破阻力建立企业摸索出一些政策，并得到清廷的认可。这些政策主要是：一、允许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创办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固然使这些新式工业隶属于封建政府之下，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它巧取豪夺，但在中国民用工业起步之际有利于抵制外资企业的竞争和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反对。二、允许采用股份制，广泛向民间募集资本。这在当时显然是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的大胆举动。它不仅有利于清王朝解决创办民用工业的资金，而且使股东对企业有了相当多的支配权。不少企业成立股东会或董事会，制定办事章程，强调投资者的利益和权力并得到官方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三、允许企业“照买卖常规”经营，扩大商品市场，增加企业盈利。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少企业通过推行这一规定，力图摒弃封建官府的干预和官场腐朽风习的浸染，使企业按价值规律经营，以利于生存和发展。四、鼓励与洋商竞争。曾对一些由洋务派头面人物控制的大企业先后给予过垫借官款、独享生产某种产品或经营某种事业的权力、减少关税等措施，便于其与洋商竞争。五、在一定领域允许商办机器工业存在。几乎在官方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缫丝、粮油加工、火柴、印刷等商办企业开始出现。这显然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清廷在不触犯自身权益的前提下大体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对有些企业的兴办则一再阻止，如内河轮船航运业。此外，兴办各类学校、培育新式人才、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仍在延续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清廷内部矛盾的增长和摩擦的加剧，上述措施远不如军事工业得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发展民用工业乃至洋务运动的一些重大提议则长期不置可否。例如，同治末年海防之议时，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已经将创办海军、修筑铁路、改革科举等重大举措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清廷权衡利弊除支持沿海各地分散创办海军外，其它均搁置不办，严重阻碍着近代化进程。
光绪继位后，晚清政局出现新的变化。思想守旧、对慈禧愚忠的光绪帝生父奕譞的地位日见提高；与洋务派长期有歧异的清流派作用日见增大；湘淮系之间的矛盾往往被清廷利用作为搞政治平衡的砝码。奕欣及长期依附他的洋务派官员进一步受到压抑。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剧。中法战争中，慈禧遂借前线失利之机，一举罢黜军机处全部大臣、改组总理衙门，将奕欣等人逐出政坛。第二年（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或“海署”）。这次机构调整打破了以往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共同指导洋务运动的旧格局，使清廷在指导洋务运动的机构上一分为三：以礼亲王世铎领衔、由醇亲王奕譞参与机要的军机处为中枢，统筹全局；以醇亲王奕譞为首并由奕劻和李鸿章等组成的海军衙门承担海防近代化及修筑铁路、冶炼钢铁等事务；以庆郡王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仍担负原职。不过，由于奕劻不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地位与权势已明显下降。奕劻曾在当时上疏，力陈军机大臣不兼总署之弊，列举“上下之情易隔”；“中外之隙易生”；“枢臣办理洋务必至隔膜”；“署臣办洋务必至旷官”；“衙门之体制顿改”；“章京之鼓励倍难”六大弊端〔6〕， 但慈禧不为所动，并传旨申饬。海军衙门的设立自然是为加强海防，但该衙门大臣的任命则是这次政争的结果。不过，经过实际参政的磨练、特别是中法战争的刺激，奕譞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光绪帝和大清国的前途，他力主加强海防、大练海军，并很快将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吸引到他一边。海军衙门设立初期仰仗慈禧的信任显示了空前的魄力，确定了以发展北洋海军为重点的海防政策，并在组织领导、财力、物力诸方面予以保证，又制定出《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迅速成军。不久，它又成功地击溃了顽固派长期以来反对、阻挠修筑铁路的猖狂进攻，使清廷终于肯定了修路之举；还以很大的魄力支持筹办大型钢铁企业。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则明显表现出以海防建设为中心，使海军及与之有关的铁路、矿山、钢铁等门类有了较大发展，对其它方面的指导则相对不足。1891年，奕譞去世，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也跌入低谷。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败。不久，海军衙门也被裁撤。
从以上简要记述可以明显看出，晚清统治集团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还是为洋务运动的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开办提供了一个虽非理想但又能得到一定发展的政治环境。对此，值得重视与探讨。但是，更要看到这个环境又是极不充分、极其有限的，随着政治局面的恶化，越来越阻碍乃至窒息它的发展。
三
晚清统治集团终归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政权。尽管社会朝野越来越多的官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清政权推进改革、学习西方、借法自强，但是它却不能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始终站在前沿实施有力的指导。近三十余年政局变化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洋务运动。它表现在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海防近代化建设作了三次较大推动之后都相继跌入低谷，无力推动它们持续发展而日趋衰朽，最终断送了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断送了清王朝自身。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晚清统治集团本身来讲，主要是它素质低下、内争不已和日趋腐败。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代表，晚清统治集团缺乏高瞻远瞩、奋起自强、力求摆脱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气魄和识力，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措施。对外，它虽然表示要通过执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7〕的方针，利用暂时缓和的国际环境实现自强， 也讲过一些要报仇雪耻的话并有过一些举措，但实际上一贯对列强唯唯诺诺，缺乏自信心，患有软骨病。对内，并没有真正将洋务运动作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作为长期、稳定的国策倾注全国之智力、物力和财力拚死力争，而是将洋务运动作为了权宜之计。在军事工业和国防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对日本的迅速崛起也视而不见，不能采取相应措施迎头赶上，而是列强打来了就重视，不打就放松。呈现不打不动，甚至打也难动的局面。在民用工业方面缺乏应有重视，一直没有形成从整体上扶持和奖励其发展的政策，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指导结构，而往往将民用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附庸或成为官方榨取资金的对象。在改变人们知识结构、培养新式人才方面，一直受旧意识形态和科举制度的束缚。对此，清廷则无意改变。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晚清统治集团素质低下，缺乏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根本不具备领导近代化的能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趋势是，逐步建立了以慈禧为中心的专制体制。慈禧文化素质不高，充其量初通文墨，根本不知近代化为何物。自辛酉政变上台后，她最关心、倾注最大精力的是建立个人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她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施展权术，千方百计培植羽翼，排斥异己，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内耗不断，政争不已。在中央，她为了削弱、排斥奕欣势力，相继于同治四年、十三年和光绪十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政潮，最终将奕欣赶下政坛。对各派政治势力，包括洋务派、顽固派乃至洋务派内的湘淮系官员，则极力搞平衡，恩威并施，防范与利用并举，防止某一方权势过大，以成尾大不掉之势。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各级官员长期处于相互猜忌、对立乃至争斗之中。晚清统治集团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内战”、耗于“内战”，洋务运动只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慈禧是最高决策者。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见她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对臣下方案批准与否又往往和宫廷斗争纠缠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斗争的需要，致使对洋务运动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建议，往往一再遭到阻难而被搁置。在总署、海署等中央机构及各地主持洋务的官员，虽然对推进洋务运动有一定积极性，但处于这种政治漩涡中，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受到重重阻抑，时时事事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只要清廷不点头，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闭口不言。忠君高于近代化。这是他们混迹官场争取高官显贵的基本信条。敢于在下边发发牢骚已属胆大妄为。这种布满荆棘与陷阱，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造成一般官员都胆小怕事，使洋务运动缺乏了必要的活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又一趋势是，日益严重、不可遏制的腐败。这是断送近代化、使民族无以自强的重大因素。官场黑暗、吏治败坏本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固疾宿弊。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特别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虽然空前扫荡了这些污泥浊水，但是封建统治集团在镇压了这些起义之后，立即故态复萌，因循苟且、争名逐利、追求享受之风愈演愈盛。尽管列强环伺，压迫日甚；社会矛盾相当激化，但封建统治集团却日趋陷入醉生梦死之中，大难将临而不知醒悟。即以慈禧而言，湘军刚刚攻陷南京，她就认为大功告成，从此日趋讲求享受。她曾多次纵容和支持同治帝在财务非常窘迫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以使其颐养天年。搞近代化可以因没钱而停滞，为享受修园林则千方百计大肆搜刮，以至引起重臣群起反对而不顾。她自己虽然没有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但却一次又一次亲自审查和描绘重修宫廷园林的蓝图。最高统治者尚且置国事于不顾，以国事服从一己之私欲，不能不使忠心谋国者为之心寒，有远见卓识者闻而缄口，其政风则每况愈下。不少官员视官场如市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他们不是将兴办洋务企业、事业作为自强御侮的根基，而是作为淘金、市荣、升官、邀宠的阶梯。例如，不少企业管理机构如同政府衙门，懂技术精管理的人才不多，投机钻营、挂名分肥者不少，在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上营私舞弊，造成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下，致使不少企业难以维持。在这种腐朽政风下，想建立强大海军和国防，建立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是痴人说梦。李鸿章晚年曾形象地评价洋务运动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露，不可收拾”〔8〕。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将。 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究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腐朽的晚清政局对洋务运动的侵蚀与破坏。
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东侵的时代，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面临两种历史选择：一种是奋起“自强”，积极创造条件摆脱半殖民地处境，使民族得以独立富强，如日本近代所走过的道路；另一种是在列强侵略、欺侮下，日益软弱，呈现出听之任之、无可奈何的状态，最终沦为殖民地，印度即为一例。中国晚清统治集团在这两种选择中，虽然具有争取第一种前途的愿望，上上下下搞了近三十年洋务运动，但却由于自身软弱、腐朽与无能而无法达到自强，最终陷入半殖民地深渊。这是一条沉痛的教训。
第2个回答 2009-01-11
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晚清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手握中央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搞起来的，它的发生和发展自然与晚清政局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作一粗略的考察。
洋务运动的发生，有着多种因素，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的辛酉政变，无疑为它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条件。
辛酉政变前，清朝最高权力掌握在咸丰及其亲信手中。咸丰即位之初正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各地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一时间使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当清政府全力应付各地起义之际，外国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咸丰等人对列强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仇恨心理，在战争中总的来看是采取了强硬政策，或避或推或拖延，对列强的要求始终不愿意答应，如有机会还组织力量进行抗击。比至列强毫不客气地攻陷广州、天津、北京，咸丰不得不带其亲信亡命热河。此时，他们对列强的仇恨心理便愈益加重。在这种背景下，已成惊弓之鸟的咸丰自然顾不上考虑如何学习西洋的“长技”，他的仇外心理也会成为他真正认识西洋“长技”的绝大障碍。
被咸丰留在北京与英法列强议和的奕欣，他的思想要比跑到热河的咸丰及其亲信灵活得多。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传统的夷夏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英法等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主张“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他并不认为英法是大敌，而是把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当务之急，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针。〔1 〕等到他对西洋长技有所认识后又提出了他的“自强”之道：“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如何练兵？他认为“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2〕这里说的“火器”系指洋枪洋炮。当然， 这时对洋枪洋炮有所认识并主张为我所用的并不止奕欣一人。在太平天国战场前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为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3〕可以说，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统治阶级内部已有一部分人开始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奕欣是这一部分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尽管如此，奕欣等人并不能左右当时清廷的方针政策，真正的决策者是具有很深仇外心理的咸丰。在这种形势下，洋务运动很难起步，即使能起步，也举步维艰。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 遗诏其亲信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把持朝政。载垣等八大臣的仇外心理较咸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奕欣等人除了在权力方面的矛盾以外，在对外态度和学习西方问题上思想迥然相异。但是，咸丰的去世却成为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对奕欣来说，他们的对立面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真龙天子，而是几个能力未必超过他而资格却远逊于他，且并不为朝廷上下所膺服的几个咸丰的旧臣。他们再也用不着像惧怕咸丰那样惧怕他们了。更为重要的是，咸丰的去世点燃了慈禧心中的权欲之火，加上她与载垣等八大臣也早有嫌隙，奕欣与慈禧一拍即合，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政敌载垣等顾命八大臣集团。
辛酉政变之后，晚清政局为之一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欣辅政的制度建立了起来。由于慈禧地位尚未巩固，主要还依靠奕欣的支持，便对奕欣恩宠有加。奕欣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揽朝政，权倾朝野。这时期，清政府的方针大计主要是靠奕欣来拟定。在外交方面，奕欣主要推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方针，以实现中外和好、相安无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在内政方面则是大力主张兴办洋务，以图“自强”。由于有主张借法自强的奕欣在中央秉政，谈论或筹办洋务再也无需偷偷摸摸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谈论洋务的人多了，办洋务的人也多了。中央除奕欣外，还有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人都积极主张并从事兴办洋务。在他们的周围又都各自聚集了一批比较了解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开明知识分子。这样，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有相当强大势力的政治集团——洋务派就形成了。
由于有奕欣的倡导和支持，洋务派在同治初年的许多举措基本得到了清廷的支持。奕欣主持的总理衙门突破了只能办理对外通商的限制，练兵、采买制造枪炮军火、修铁路、开矿、办企业等无所不管，成为主管全国洋务的总机关。由于奕欣的提倡，加上借洋兵助剿政策推行后，各地清兵与洋兵并肩作战深受其影响，沿江沿海清军纷纷借用西洋枪炮装备自己，并请外国军官用西法进行训练。这种练兵活动得到清廷的首肯。接下来是各地洋务派创办机器制造局，也得到清廷的支持，奕欣还支持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在当时国内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下，“练兵制器”在同治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总之，在奕欣等权力派的提倡和支持下，洋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兴办了起来。
洋务运动的兴办和发展，的确给晚清统治带来了新气象。洋枪洋炮发挥了威力，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以后的头几年，便先后被手持洋枪洋炮的清朝军队镇压了下去。“心腹之患”已去，封建统治者们弹冠相庆，洋务派官僚更是一心一意举办洋务。洋务运动的成效显见。
练兵活动不仅广泛开展，由沿海沿江波及到内地，由勇营波及到经制军，而且也在不断深化，主要表现是装备不断更新，军事教育受到重视等。以淮军为例。淮军最初使用的洋枪是前膛枪，洋炮也是比较笨重的开花短炸炮，但是不久就由长炸炮代替短炸炮，再由后膛炮代替长炸炮，前膛枪也由后膛枪替代。淮军训练最初是请外国军官教练施放洋枪，后来发展到训练战阵，再后来就是派将弁出国学习军事技术。李鸿章还设立近代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请德国军官用最新的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西式装备和训练的采用，使淮军在军制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由步兵分离出炮兵，过去的长夫也开始向近代的工程兵转化。淮军是当时练兵活动的一个缩影。这种练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不能不说是与练兵活动大有关系。
军事工厂也由当初的以手工制作为主的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到二十多个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军工局厂。这些局厂生产各种枪炮弹药，有的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还可制造修理船舰。民用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涉及到航运、采矿、冶炼、邮电、纺织等行业，规模颇具。
上述这些被称为“同光新政”的辉煌耀眼的成就背后，还有一个与其同步发展的东西，这就是洋务派的势力。洋务派官僚通过举办洋务事业，巩固了其原有的势力并一天天壮大。奕欣把持的总理衙门权限不断扩大，甚至掌握了一部分有关官吏的人事行政和考试的权力，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内阁”。由于洋务事业从其一开始就依赖掌握一定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僚，从经费的筹措到局厂的选址、官员的选派、技师的聘请，无不靠洋务派自行筹办。洋务派也就把办洋务作为将来进身之阶、当作私产来经营，在具体事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前述练兵办企业都是如此。这些洋务派都牢牢把持自己所办的洋务，生怕他人插手，譬如洋务企业，各洋务派在兴办过程中无不从如何对其控制去考虑。既然中央户部拨不出经费，地方督抚就去自行筹措，安庆内军械所的资金由湘军军饷中拨除，江南制造总局款项，“创办之初，均在军需项下通融筹拨”，〔4 〕金陵机器局“历年用款均于淮勇军需报销案内另册专案附奏请销”。〔5〕其他地方省份自行设局制器， 如山东机器局，巡抚丁宝桢，“事事为求自拨”，由司道各库筹拨银两。〔6 〕地方督抚既然掌握了经费，自然也就视企业为己有。企业的选址尽可能选在督抚身边，如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时设苏州洋炮局，等他升任两江总督后就将该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局，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和天津电报总局，对远离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进行遥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设福州船政局于福州，调任陕甘总督时还表示“身虽西行，心犹东注”，〔7 〕在兰州又成立了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设广州枪炮局、织布局，等他移督湖广，广州的机器也随他北上，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湖北纺织四局也在汉阳和武昌落成。至于洋务派官僚在自己控制的局厂里安插亲信就更不待言。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后对其进行换血，使其成为自己把持的企业。对于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洋务派官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当年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率淮军北上镇压捻军，李鸿章对淮军进行遥控。曾国藩指挥淮军不灵，打捻无功，气愤地责怪李鸿章：“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8〕
正是因为凭着办洋务的资本，洋务派官僚地位巩固，权势扩展。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兼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数十年，并兼内阁大学士，左宗棠官至军机大臣，丁日昌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清政府对这些权臣也不得不表现出更多的倚重，除了办洋务以外，军事上、外交上也主要是依赖他们。平定阿古柏的战争，依靠的是左宗棠的湘军；中日战争主要依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海军和刘坤一的湘军；平时江防海防也主要依靠湘淮勇营。清政府的外交也几乎被洋务派所包揽，重大外交谈判自不必说，各地发生的教案等中外交涉也多由洋务派出面。
总之，洋务运动的兴办从一个方面使洋务派官僚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地位，而且在清廷的默许下攫取了可观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清廷，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早已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
对于洋务派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清朝当权者当然不是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而是采取各种手法，千方百计遏制他们的势力的发展。
清廷最高当权者慈禧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首领奕欣。辛酉政变后，慈禧因为要依靠奕欣，所以对他恩宠有加，但权欲极盛的慈禧绝不能容忍奕欣的显赫权势，当她的统治地位一旦巩固时便处心积虑地削弱奕欣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9 〕下诏革去其一切职务。虽然后来在许多王公大臣的请求下又恢复了他的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职务，但是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8月）， 同治由于奕欣不同意重修圆明园，震怒之下以“言语之间诸多失仪”为由，革去奕欣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后经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对于这次事件，奕欣心里自然清楚，虽然是同治出面对他的整治，但也是慈禧对他的又一次警告。经过这几次严重打击，春风得意、锐意进取的洋务派首领奕欣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慈禧与奕欣的斗争其实质是权力斗争，但是由于被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所以对洋务运动自然具有不利影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病死，光绪即位，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次听政不同于上次，她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奕欣在日后行事上只有唯谨唯慎而已。直隶总督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梓宫之机，晋见奕欣，“极陈铁路利益”，请先修筑清江至京师段，以便南北交通，希望得到奕欣的支持。奕欣虽然赞成李鸿章的意见，但却“谓天下无人敢主持”。由于得不到奕欣的支持，李鸿章也“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0〕这次修铁路的动议只到奕欣那里便结束了。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借国子监祭酒盛昱的一个折子，将奕欣等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奕欣这次被慈禧彻底打倒，等到十年后再度出山，那时已是洋务运动的末期，况且那时的奕欣也暮气深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晚清最高权力层的斗争，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的顺利开展。奕欣屡遭打击及至最后被罢免，使洋务运动缺少了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这样，洋务运动虽然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步子却始终迈得不大。
对于威胁自己权力的奕欣，慈禧可以创造条件将他罢官，对于那些握有一定权力的洋务派官僚，慈禧却创造不出罢免他们的条件，因为慈禧还得依靠他们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如何遏止他们的权势？慈禧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其实，这种手段慈禧早就采用了。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欣、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清廷设海军衙门，以李鸿章为会办，同时又任命曾纪泽为帮办，也是为了防止淮系独揽海军大权。
清廷采用这种“平衡术”，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采用的统治手法，晚清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势使然。然而，这种统治策略的实施严重地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它使洋务派官僚各立门户，办洋务畛域分明，各行其事，互不相关，甚而至于相互指摘，攻讦拆台。全国洋务运动虽然声势颇大，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办海军建海防，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但在实际建设中也是南洋、北洋、福建水师各行其事，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近代化海防体系，以至在反侵略战争中被各个击破。其他练兵、办企业、兴学堂、遣留学，大抵也都是各洋务派官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办洋务，洋务运动的成效可想而知。
从上述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过程与晚清政局密不可分。“辛酉政变”使清政府从封闭中走出来，有利于洋务运动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但是，晚清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决定了清廷进行洋务运动只能依靠掌握一定实权的地方洋务派官僚，最高权力层的不断争斗，从而导致在中央始终未形成强有力的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领导核心，加之清廷在各大小派系集团中实施“平衡术”统治策略，使各洋务派集团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各立门户，畛域互见，难以形成统一步调，遂使洋务运动倍受制约，发展缓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