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企业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抨击。有些记者如麦克卢尔·塔贝尔等成为了专门从事揭丑的专业作家。如麦克卢尔在以其名字命名的杂志连载了塔贝尔撰写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发迹史》,揭露了洛克菲勒公司的内部腐败,以及它与其他小公司竞争中采用的不光彩手法,并刊登不少雇员的谈话。这样,洛克菲勒被视为“强盗大王”,而麦克卢尔则变成“扒粪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企业丑闻的曝光,也使政府开始干预。总统罗斯福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维护公众利益,他要求美孕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宾夕法尼亚洲铁路公司等大企业要对公众的不满做出解释。
诚然,揭丑中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的也不乏其例。由于一些社会名流、富商巨贾、电影明星,甚至政府官员,都担心自己成为“揭丑”对象,于是纷纷雇佣新闻代理人为他们处理、对付越来越多的与新闻界联系接触的事务,以免遭“揭丑”后之不测。
这时,《纽约时报》记者艾维·李(Ivy-Lee)创立了“宣传顾问事务所”,专职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传播和宣传服务,协助客户建立和维持与公众的正常联系。他的早期客房有洛克菲勒集团、无烟煤业的业主、宾夕法尼亚洲铁路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
洛克菲勒因公然下令在科罗拉多残杀罢工的工人而一度声名狼藉,被称为“强盗大王”,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为平息工人的罢工怒潮,改变自身的形象,洛克菲勒聘请艾维·李处理劳资纠纷及其与新闻媒介的关系。艾维·李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聘请有威望的劳资关系专家来核实与确定导致这次事故的具体原因,并公布于众;邀请劳工领袖参与解决这次劳资纠纷;建议洛克菲勒广泛进行慈善捐赠;增加工资、方便儿童度假、救贫济困。这就使工人对洛克菲勒的看法有了微妙的改变,为洛克菲勒集团在内外公众中树立了较好的形象。 1906年,无烟煤业的业主们竭尽全能仍无法诱迫罢工的工人们复工,同时他们受到新闻界舆论的猛烈攻击,便相互指责,推诿责任,致使整个无烟煤业陷入一片混乱。后来他们聘请名声大噪的艾维·李来解决这些问题,协调好劳资、业主内部、业主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他们被迫接受了艾维·李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亦即他有权与该行业的最高管理者接触并影响最高层的决策过程;有权在他认为必要时向全社会公开全部事实真相。于是,艾维·李积极协助记者了解罢工情况,安排劳资双方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写出报道的内容真实且丰富,这使劳资双方通过报纸了解了对方的态度和立场、社会舆论对整个事件的看法等。最后,双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同时做出让步,解决了若干具体问题,企业又恢复了正常生产。
同年,艾维·李又应邀协助宾夕法尼亚洲铁路公司处理一起意外事故的善后工作。他要求保护现场,然后派车接记者们前来采访,让他们了解事故的真实原因,目睹铁路公司为处理事故做出的种种努力,如向死难者家属提供赔偿,为受伤者支付医疗费,向社会各方诚恳道歉等;安排有关人员诚实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向记者们作技术性解释,为实地采访提供种种方便。当首批有关该事故的专稿公开见报后,公司的董事们惊喜地发现,这家公司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公正、最善意的评价,大大改善了公司的形象。
1908年,有效地控制着84%电话业务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率先在公司内设立专职的公共关系部,由一位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公共关系工作,将公共关系正式纳入企业经营管理的范围,早期也曾聘请艾维·李为公共关系顾问。
艾维·李时期被人们视为公共关系萌芽或兴起的时期。公共关系的兴起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在艾维·李所处的年代,不仅社会生产结构由“生产为中心”向“市场为中心”过渡,而且由于传播媒介的介入,迫使社会组织从“象牙之塔”改变为“玻璃之屋”,亦即完成了从门户关闭到门户开放的过程。此外,现代管理理论也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艾维·李公共关系思想的核心是“说真话”、“讲实情”;他的口号则为“公众必须被告知”;他反复向其客户强调这样的信条:“凡是有益于公众事业,最终必将有益于企业或组织。”1906年,他向报界发表的著名的《原则宣言》既明确论述了公共关系的职业目标,又倡导公关工作进入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以实现企业人性化的管理。
艾维·李以其积极的努力与出色的工作,为公共关系工作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又促成公共关系正式成为一种职业,为此人们都尊其为“公共关系之父”。
然而,艾维·李的公共关系思想只是停留在凭经验或直觉的基础上,缺乏理论概括与科学抽象,因而只能称其为艺术,他尚未对公众舆论作科学的调查,也未考虑到组织如何主动为公众做些什么。
公共关系的实践正呼唤着理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