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十六策实在太长了，我把译文发给你吧。
治国
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著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藉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
君之於臣，犹如天之於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於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於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於政事，臣子勤於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麼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著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
为政之道在於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於国事，若太过专注於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麼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於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麼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覆，前后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麼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
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於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於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於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於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於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著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麼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
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於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后，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赏罚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藉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麼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於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
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於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杀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麼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后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后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后必会后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於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麼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
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后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后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后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后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修身而后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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