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5-01
一九六九年，大学都向《朝阳农学院》“取经”。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住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弦律。“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下迁已成了历史事实。我们要承认事实，面对事实，发扬科大的优良传统好科大。但是我们也要总结历史教训，科大迁校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严格地说是错误路线下的错误决定，所谓搬迁是从战备角度或者是从大专院校布局合理性考虑的说法，也很牵强，在学校下迁问题的看法上，我主张直面事实，弯路已经走出，回头重走是不可能的，今后注意走正就是了。今天的科大已经跨过了曲折大步前进了，写这些只是告诉后人历史事实罢了。?“文化大革命”又加之毫无章法可言的胡乱搬迁学校，使科大灾害重叠，频临解体边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将科大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取消了原子核反应堆工程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和大气物理专业，其他不适应三机部所需要的专业也面临调整改行，尽管这种领导体制不到二年又回归到科学院领导，但这无形中又增添了一次乱。?挫折和困难对科大人也是一种磨炼，他们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创建的这所大学是凝聚着强国心愿，科大人不能不热爱这所大学，在物质条件困难身处逆境的境况，更要为好科大奋斗。一九七二年开始招生，并逐步恢复教学组织和可能的科研工作。刘达、武汝扬等一批老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校党委决定举“进修班”，解决教师青黄不接的问题，一九七三年两期进修班培养青年教师二百余人，各系的科研活动也活跃。一九七四年学校举了一次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的科研成果和有价值的论文一百多项。一九七五年九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大学学方向和专业设置座谈会”。会后在党委副书记武汝扬主持下(刘达同志六月调离科大)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汇报提纲中《关于好科大的几个问题》的一节。在这个提纲中，提出大学要成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从高中生考试招生、要试研究生院等等。就在学校各方力图恢复正常，奋斗前进时，新到任的党委领导紧跟安徽省当时的军人领导，一九七六年在学校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将以上恢复教育事业的举措都列为“右倾翻案”的罪证，武汝扬再次被撤职并定为“继续走的走资派”。一九七六年的一年中，科大师生为悼念周总理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为悼念毛泽东主席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都是和“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斗争中进行的，科大又处逆境。但科大精神更加坚强，只要有能使用的地方就有人在钻研工作，甚至楼梯间也是研究实验室。为科大，许多人在艰苦条件下奋斗，整个科大在逆境中求生存。?“四人帮”粉碎后，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这是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方向和学方针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要向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内容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会议再次明确科学院继续实行“全院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要把科大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中心的一流的大学。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以“一定要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迈开了一大步”的标题和评论报道了科大工作会议。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依据报告的第六个问题的内容，十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为恢复学体制，学校请示科学院取消校革命委员会，请求恢复郭沫若的校长领导职位。中央很快批示：郭沫若仍然担任校长，严济慈、华罗庚、武汝扬为副校长，同时李昌同志兼任第一副校长。至此，科大的学方向、领导体制明确了。在中央和科学院的支持和领导下，科大开始了新生。?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国科学院同意科大“少年班”。科大“少年班”响彻了中国大地，在教育界推起新波浪。三月，少年班和“文化大革命”后考试招收的七七级新生在全校员工努力下，克服了极大的困难，顺利开学。加速器专业的同志们勇攀高峰，提出建造中国还没有的大科研工程——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学校同意并支持他们开始了预研究工作。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李昌第一副校长和严济慈副校长带领十九位科学家和几位院有关机关人员，来合肥检查工作并落实好科大的有关问题。任命了华罗庚、马大猷、卢嘉锡、张文裕、吴仲华、顾德欢、傅承义、庄孝?NFDCB?等八个系主任，调来杨海波同志任党委第一书记。之后李昌和胡克实同志向中央报告，经邓小平副主席批准解决了科大在北京进行后期教学用房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对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那么的坚决和得力。科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如鱼得水的活力。在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奖的科研成果有十六项之多，其中天体物理组获大会授予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四十二项之多。这是科大精神的结晶，是艰苦奋斗、勇争人先的成果。?乘东风得喜雨，科大从此走上正规之路。科大的创新思想不断发挥，成绩一年好于一年。安徽省委授予科大“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的光荣称号。在一九七八年之后的十多年里，科大在江淮大地上重新筑起高等教育之高台，她仍是一所知名大学，生机勃勃，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做贡献，为再攀高峰奋斗、奋斗、再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