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2-07
施耐庵，罗贯中，元末明初文学家。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只知他生长在淮北，时代较罗贯中稍早；罗贯中的生平材料也不多。除了《水浒传》，他的作品还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等。
《水浒传》曾用名《忠义水浒传》、《江湖豪客传》。北宋末年，宋江带领36人在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以强烈的反抗意识和传奇色彩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宋金元时期，恰值说书、戏曲等通俗文艺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于是有关宋江起义的故事便经过艺术加工，编成话本和杂剧讲述和演唱，据不完全统计，元杂剧中以梁山泊英雄斗争为题材的作品达32个之多，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众多英雄形象。从此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独特内容的戏剧，专名为“水浒戏”。经过200多年的演进，施耐庵、罗贯中在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再创造，写就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水浒传》问世以后，一时间各种简本、繁本好似雨后春笋在社会上大量出现。名公贵胄之家，都案置一部以示时髦。
《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白话文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有了《水浒传》我国才有了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清代著名小说理论家、批评家金圣叹将《水浒传》、《西游记》、《庄子》、《离骚》、《史记》及杜甫诗相提并论，合称为“六才子书”。清代文艺批评家卧虎浪士言：“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甚，莫如《水浒传》、《红楼梦》。”民国时期文艺理论家眷秋也说：“吾国近代小说，自以《石头记》、《水浒传》为最佳。”著名学者胡适将《水浒传》看作是一部奇书，把对《水浒传》的研究看作是“大事业”，并把《水浒传》列为我国文学的正宗。胡适认为“在500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语录，乃是几部白话小说。”《红楼梦》问世之前，《水浒传》便被传到国外，以后又陆续译成多种文字走向世界。在国际上也引起相当反响。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称：“《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水浒传》作了如下的评价：“《水浒传》是14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这部小说首次通过现实主义形式反映了反对地主和专政的压迫的中世纪农民起义（1119～1125年），小说中具有形象的画廊。”
作为第一部成功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以后的章回小说基本沿用的都是《水浒传》的套路，甚至有《水浒传》专门研究家说，《金瓶梅》一书就是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金瓶梅》中有20多个人物都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松、武大、宋江、柴进等等。《金瓶梅》中许多情节描写都与《水浒传》有关，如《金瓶梅》中的“生辰纲”、“参四奸”、“武松打虎”等等。有的情节是直接抄写，有的经过改头换面，有的进行了移花接木，由此可见，《金瓶梅》与《水浒传》有着深浓的血缘关系。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也表现出它与《水浒传》的渊源。《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一切，几乎都有涉及：医卜星相、勾栏瓦舍、吹拉弹唱等等，为我们提供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这么巨大的社会轮廓开拓了《红楼梦》广阔的视野。著名文学家徐迟认为，《红楼梦》和《水浒传》都有许多梦境，而有些梦境的描写如此相似，个别句子都完全一致。如《红楼梦》五十八回贾宝玉的恶梦和《水浒传》结局处宋徽宗的恶梦。
除了对文学的影响，《水浒传》的故事和人物涉入了许多艺术领域。500年来，各门类艺术家永远怀着狂热的心境对《水浒传》进行着一次次再创造，曲艺、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已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中巨大的内容，而艺术家们依然乐此不疲。
《水浒传》的存在，早已不单是我们文化艺术生活的内容。日本汉学家木村英雄说道：“《水浒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文学和演唱的范围。根据记载：历代强盗和造反者都喜欢借用《水浒传》英雄好汉的绰号；近代20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也是从《水浒传》得到启发的。这是令人吃惊的。”60年代《水浒传》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国发起了一场评《水浒传》的运动。上海一家出版社大量重印《水浒全传》，各省为配合“运动”也大量重印，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印了14万部。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此书，但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批判。《水浒传》成了解放后印数最大的一部古籍著作。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向来就受到最高的评价。它的对于人物极具个性化特征的描写，是《水浒传》一书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清代著名小说理论家金圣叹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108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108个人的性格，真是108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1000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性，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人物性格体现的是一定时代的、阶级的人们的思想、品质、行为和习惯特征。小说成功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就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所以高明的作家，总是把描写人物性格，作为反映生活规律的手段。试举林冲、杨志、鲁达三个人物为例，将更能说明个中道理。
林冲、杨志、鲁达三人在落草之前都是军官，都有一身好武艺，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颇有不同。由于高衙内想把林冲的老婆弄到手，林冲吃尽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而对于这样的迫害，林冲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内，鲁达要杀那两个该死的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林冲也是安心做囚犯的，直到高衙内派人来害他的性命，他这才杀人报仇，走向了落草的路。杨志，第一次为了失陷花石纲而丢了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又因失落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鲁达，他的遭遇却是“主动”的。最初为了仗义救人，军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后来又为了仗义救人，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水浒传》从这三个人的不同遭遇中刻画了三个人的性格。不但如此，《水浒传》又从三个人的不同思想意识上表明了三个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林冲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结果被逼得无处容身。只有鲁达，一无顾虑，敢作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对于林冲，我们既寄以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深惋惜其认识不够；对于鲁达，我们除了赞叹，别无他言。《水浒传》正是通过人物意识描写，使我们对这三个人发生了不同的感情。《水浒传》也通过三个人的思想意识说明了三个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林冲出身于枪棒教头的家庭，属小资产阶级的技术职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若不逼到走头无路，便下不了决心。而鲁达，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水浒传》并没有叙述三个人的出身（只有杨志口中表白自己是将门之后），但在描写这三个人的性格时，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出身背景。
善于从阶层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传》塑造人物的一大技巧，但个性化语言，在人物塑造中所承担的重大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高衙内纠缠林娘子，林冲不敢把他怎样，他对赶来的鲁达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权且让他这一次”。鲁达道：“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这段语言的运用，鲜明地反映出两个对立的性格。除了两把板斧以外，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李逵，是《水浒传》人物中受人喜爱的人物，他的语言淋漓地表现了他对起义运动的迫切、坚决、热心和对他宋江哥哥的忠诚。“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鸟水泊里。”宋江吟了反诗，被打入死牢。李逵大叫：“吟了反诗打什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砍他娘！”当最后被逼跟着宋江投降，结果朝廷要害宋江，他知道再也不能拿着板斧造反的时候，第一次洒下了英雄的热泪：“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
《水浒传》中108人，每人有每人的语言，通过这些语言，人物的思想性格被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李逵的心粗胆大，率直忠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通过他们的言语，无不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