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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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官场镜像》第7章
清朝对士绅并无钱粮豁免的优待，因此，州县官征粮的对象也包括士绅。在杜凤治笔下，州县官催征对象甚至主要为士绅，而且士绅还经常被责成汇征一族、一村的钱粮。
士绅与庶民花户一样，对钱粮征收既有延抗的动机，也不乏延抗的事例。晚清一些地方的抗粮事件，甚至由士绅带头。在杜凤治笔下，各地士绅乐输的罕见，延抗的则不少。
士绅协助催征是不可推卸的，不管本人是否欠粮，往往被责成催完合族、全村之粮，否则就会被惩罚。
为包括征粮在内的几项重要公务需要获得士绅的合作，州县官对士绅在乡村地区的权势就必须予以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某些强势士绅武断乡曲。在催征这一具体事项中，士绅承担了责任，也有可能因此获得快意恩仇、优亲厚友的特权，甚至趁机索贿；有些有办法的士绅还会利用汇纳钱粮的机会牟利。
在南海任上杜凤治同绅士合作办成的另一件大事是清理佛山河道。流经佛山城区的汾江是运输要道，但隔一段时间就须疏浚，筹款施工难度颇大，加上城区商铺、住户往往在河道上搭建，拆除阻水建筑也会遇到阻力。佛山虽有文武四衙，佛山同知品级比南海知县还高，但因为南海知县是正印官，所以杜凤治出面要比佛山同知出面更有效。
在大城镇清河涉及的利益很复杂，仅靠官力也做不成，必须有梁、李这种有地位又勇于任事、不避嫌怨的绅士同杜凤治这种比较强势的地方官合作才可推进。
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这个问题上，官、绅基本上是一致的，官需要绅弥补官力之不足，就必须让士绅分享官员某些合法和非法的利益。士绅在乡村社会行使权力很自然会首先考虑本身的利益，公局局绅的行为有时也会超出州县官授权和允许的范围而侵蚀官权，甚至会对抗官府。在士绅力量特别强大的州县，官绅之间就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
一些弱势或糊涂的州县官有时会被士绅欺骗和利用。继杜凤治任广宁知县的是饶继惠，局绅陈应星请求饶将地丁、屯米减少，保证所有新旧银米全完，且于饶母生日时送匾、伞、牌等物，外送银三千两。饶继惠得到好处，便应允减收地丁、屯米，谁知陈应星并未兑现承诺，饶任上钱粮只收到六成，亏累过万。杜凤治认为他上了陈应星的大当。
绅士利用管理地方事务之机舞弊牟利的事经常出现，引发士绅之间的纠纷。光绪元年，罗定州生员张焱等 30 余人禀控陈景言总理凤山义学公款有侵吞情弊，但“陈景言等堂呈簿籍，高有尺余”，杜凤治委派学官并谕饬安良局局绅梁以文、黄亨衢等和书院值事彭肇庄等“齐集公所，限五日秉公详悉算楚”再处置。经查，账目、借据等均有疑点，不无挪用、侵蚀之弊。
州县官在很多公务和地方事务上需要同绅士合作，但责成士绅交匪、交粮、协助催征等，难免会损害士绅利益。例如，催收钱粮、责交族匪时往往会采用封祠堂、锁神主等手段，首先受到压力和屈辱的是族绅，甚至会被威胁、叱骂、拘押、责打，乃至烧毁房屋。州县官一旦重责了士绅，特别是士绅在羁押期间自杀、死亡，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官绅对抗。
因为有硬后台且处置得当，杜凤治没有被撤职，但与士绅关系紧张，无法再留在广宁。但他如果调回省城，就必须等闹考案结才可委任新缺，这就有可能一拖几年。后来，杜联提出让杜凤治换一个地方继续当知县的建议，得到巡抚、署理布政使的同意，于是杜被调到收入少得多的四会县。
不过，杜凤治在这场官绅冲突中还是有所损失，不仅从“优缺”广宁调到“瘠缺”四会，而且额外花费不少金钱。广宁士绅花费巨款，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扳倒杜凤治，反受到一番打压。杜凤治在同治九年再任广宁知县时，官绅双方都吸取教训，非常注意调整关系。
士绅控告州县官的事例，清代有不少，但广宁士绅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杜凤治，杜凤治一直在士绅面前维持着“父母官”的身份。广宁的官绅互斗，虽稍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进行，最后也在体制内取得了息事宁人的结果。这一方面与广宁士绅的相对弱势有关，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包括杜凤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对士绅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广宁的官绅较量，多少反映了这两个阶层间较量时的一些“游戏规则”。
如果在四十年前或更早，杜凤治这样的人物恐怕不易入研究者的法眼。现在研究者虽然很愿意关注这类“中小人物”，但要做深入的个案研究，足够的相关资料可遇不可求。因此杜凤治留下这部数百万字的日记弥足珍贵，这部日记是一个晚清中下级官员的“夫子自述”，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以对杜本人及晚清官场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他所说的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没有应验，但杜凤治离粤后十几年，日记里多次出现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澜；而在杜凤治来粤当年出生的孙中山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也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这些，杜凤治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他设想的广东千万“思乱”人群会被发动起来，却成为现实。广东果然成了冲击清朝统治的“大乱”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