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贞观之治”可谓是盛极一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民殷财阜的气象。“贞观之治”
据说,贞观时期国家的监狱常常是空的。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人只有29个。社会秩序稳定,真的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行旅往来各地,都不用自带粮食,路上随时会得到供应。农业连年丰收,国泰民安。
贞观时期的国家版图也相当大。李世民灭掉了东突厥、西突厥,稳定了对大西北的统治,再无外族侵扰之苦。他还把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巩固了西南边疆。当时与中国通使的国家有70多个,强盛的唐朝成了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唐太宗被各少数民族首领尊称为“天可汗”。
唐太宗“玄武门之变”
然而,这样一位文治武功彪炳千秋的英明君王,却是靠一场血雨腥风的“玄武门之变”登基称帝的。
一天凌晨,李世民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9人率兵埋伏于玄武门内,镇守玄武门的主将常何也已被李世民收买,只等上早朝的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路过此地。天亮之时,李建成和李元吉上朝走到临湖殿,忽然感到气氛反常,正要调转马头,突然,李世民领着一队人马狂奔而来,一箭将李建成射死。齐王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中,当场身亡。他们又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赶到东宫和齐王府,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家人统统杀死。然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带兵冲入父王李渊的殿堂。逼迫李渊下诏书,叫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别再为太子和齐王争仇泄愤,并命各路兵马听从李世民指挥。两个月之后,李渊下诏传位与李世民。
关于“仁君”的争论
很多人认为,李世民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杀害,简直是穷凶极恶,很难称得上一个“仁君”。
但史书上却说,这个凶杀事件不是“蓄意预谋”,而是临时应变;不是“违反父意”,而是合父王之意;不是“夺嫡篡位”,而是合情合理的。
据记载:
一年夏天,突厥率兵南下,李渊派李元吉为帅,领兵迎敌。李元吉和李建成商量,准备先向父王李渊要求从秦王李世民府中调出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大将及部分精兵随军作战,以削弱李世民实力,然后伺机杀死李世民。但这个消息被密探得知,李世民被逼无奈,只好铤而走险,先发制人,发动政变。
另有史书记载,因为李世民屡建战功,李渊有意把太子之位传给他,所以李建成和李元吉要合谋害死李世民,保住太子之位。书中举例说,武德七年,趁李渊外出避暑之机,李建成留守长安策划兵变,欲用武力除掉李世民。但兵变未遂,李建成因此而受到责罚。又如,同年7月,李渊在城南狩猎,让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3人比试骑射之术,他们故意将一匹劣马叫李世民骑。终因李世民机灵地跳离马背,才躲过一难。再如,武德九年,李建成与李元吉合谋,在酒内下毒。李世民饮后吐血数升,险些丧命。诸如此类。所以,史书认为,李世民发动兵变是出于“自卫”。
据记载,在立太子问题上,李渊曾多次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李世民无意当太子,故不接受。《资治通鉴》写道,李渊起兵晋阳,都是李世民的意见。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事成之后,我一定立你为太子,但李世民固辞不受。
当然,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难免粉饰虚夸李世民,栽赃诬陷李建成和李元吉,但人们仍在这些史书里,找到了李世民预谋夺权的蛛丝马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例:
如:武德四年,李世民曾听一位道士说他将来必是太平天子,应自珍惜。李世民好不得意,竟念念不忘。如他没有强烈的权力欲,何必对当皇上这样倾心呢?
再如,李世民曾自设天策府,网罗一大群谋臣死党,整天在一起研讨经义,纵横得失,直到深夜。如果没有当天子的意图,为何如此用功?
再有,他一方面固辞太子之封,另一方面却大结死党,处心积虑地为兵变作准备,并将自己的妻子安插到皇宫内父王的身边,名义上是“孝事文王”,实际上是刺探内情。他还收买太子李建成手下的亲信做内奸,私交玄武门主将常何以控制宫廷。这些不都是他想要夺权的证据吗?
此外,分析一下他父王唐高祖李渊对他的态度,也能看出,让位于李世民并非他所愿。因为李渊在位期间,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从来没动摇过,而对李世民却总是心存芥蒂。例如:在起义之初,他令李建成统左三统军,而令李世民统右三统军。进封唐王后,他让建成为“世子”,而封李世民为“秦王”。称帝后,他坚决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并且认为李世民独断专行不服管教。
直到兵变之前,他看到几个儿子间水火不相容时,仍决定让李建成在关中接替皇位。
由此看来,李渊在“玄武门兵变”之后亲下诏书,大概都是顺水推舟的应变之术,退位并非他本意。
所以,李世民究竟是弑兄夺位还是合理继位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议,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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